SDT的初衷是通过阶段性豁免、缓冲期和额外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SDT的边界和执行标准也在逐步受到挑战与再定义。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规则的明确化和透明化，减少对“特定身份”的诉求空间，以提高市场的可预期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宣布不再以SDT为核心诉求，对外释放的是一种规则导向的信号。对外界而言，这既意味着对发展中成员身份的议题进入一个新的谈判节奏，也意味着多边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在转向更高层次的规则质量与执行透明度。对中国而言，这一表态并非单纯的退出或削减对外援助的承诺，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在更高标准的规则框架内参与全球贸易”，以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实现长期的稳定与可预期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表态的实际含义往往具有多层次的解读。第一，这并不等同于放弃所有对SDT相关突出优惠的阶段性改善；第二，SDT的边界仍在谈判中，具体的过渡期限、技术援助的形式及其靶向对象仍需在多边协商中达成一致；第三，中国此举也可能是在为自身未来在规则设计中的话语权寻找新入场券，如强调透明度、规则的一致执行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长期承诺。
技术门槛的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以及对公平竞争的高标准诉求，使得SDT在某些情境下既是“过渡工具”，也可能成为规则执行中的争议点。
在外交层面，全球治理的议题正在向规则质量、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倾斜。发展中成员的定义、过渡期的期限、以及援助机制的财政投入等，均成为各方明确谈判立场的焦点。中国选择以不再以SDT为核心诉求，旨在促使谈判回到规则设计本身，推动更清晰的义务边界和更可比的执行水平。
与此这一表态也为中国在高标准领域的承诺提供了筹码，如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法规透明度、深化市场准入改革等，从而提升自身在未来谈判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统一的高标准将促使更多国家强化本国法规与监管能力，减少对单一优惠条款的依赖，从而提升市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发展中成员在短期内可能遭遇关税、市场准入条件的调整预期，从而影响部分出口导向产业的成本结构与供应链布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援助和技术培训的重点也可能从“宽松的贸易条件”转向“能力建设与结构性改革”的综合方案。
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既是挑战也是机会。通过参与制定更清晰、执行力更强的规则，中国可以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获得更长期的确定性，同时通过与伙伴国在区域与多边层面的协作，推动互利共赢的改革路径。此举也可能刺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如外资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监管的协同升级，进而带动创新体系和产业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路径并非单向的撤退，而是旨在将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治理的驱动。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规则的清晰度与执行的一致性将成为衡量成败的关键。